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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摘录:

从发展阶段来看，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5至8年后，即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韩国、台湾地区出现工资增长。另一方面，国内投资率的上升，教育水平的提高，研究与开发部门的发展，也为实现上述转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上述发展模式的基本规律在于：(1)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主要动力在于出口与技术进步；(2)工业是出口与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这构成韩国与台湾工业主导、出口主导增长战略的理论根据；(3)按照动态比较利益法则，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工业生产与出口结构将必然经历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4)持续的高增长在市场作用下不可避免地带来工资的持续增长。与韩国、台湾比较，中国劳动密集型发展持续的时间更长，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时间也更长。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推行了强调内需的增长战略，投资方面则侧重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这与历史上韩国、台湾地区推行的工业主导、出口主导的增长战略大为不同。从结果来看，在推行这一战略的期间，劳动力转移、城市化、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增长及城镇就业表现均不能令人满意。在出口方面，中国长期推行的出口战略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上述强调内需的增长战略相结合的后果便是工资抑制与消费抑制，普通劳动者实际工资至1997年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投资率则一路攀升到史无前例50％的高水平。这不仅违反了增长的本来目的——促进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三种方式应对工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提高应当看作是一种积极的趋势。第一，它标志着增长开始惠及下层的广大普通劳动者。第二，与人民币汇率升值一起，工资的提高将有助于加快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对于工资上升，理论上企业可以做出三种反应：(1)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2)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内促进产业升级，从低价格、低利润产品转向高价格、高利润产品；(3)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低成本的内地及国外。历史上，日本、韩国主要采取上述第一种方式，台湾地区则同时采取三种不同方式。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地域差异大，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尽相同，因此，从实际出发，中国大陆分别采取以上三种不同方式是适宜的。在这方面，深圳的实例颇具启发性。上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主导经济，出口主要属于加工贸易类型，来自香港、台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起到了主要作用。然而进入90年代后，面临工资成本、土地成本上升，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深圳经济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其转型类似于历史上台湾地区经济的转型(1)以lT产业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工业生产、出口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逐渐超过劳动密集型产业；(2)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深圳以外工资成本、土蛐.成本更低的地区。工资与GDP并行增长是目标对于过去两年中城镇劳动者工资的上升存在一种担忧，即工资成本的上升会加剧已经出现的通货膨胀。然而，这种担忧是缺乏根据的。第一，工资的增长是建立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第二，工资的增长将促进企业进一步提高效率及转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中国目前的投资率已达到史无前例的高水平，因此，今后的合理发展趋势应当是I资增长逐渐超过GDP增长。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来自进口石油与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及国内的过度投资。我们可以预期，这是一种暂时过渡性的现象。特别强调指出的是，紧缩性货币政策运用得当，可以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不引起经济增长的显著下降。对于高工资、高物价的出现，我们应当采取因势利导的方针，将它们作为一种积极的动力促进经济由长期依靠高投入与廉价劳动力转向依靠效率与技术进步，从而最终进入到一个工资与GDP并行增长的良性循环轨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中国未来的前景抱着一个乐观的预期。我们期望并相信，在经历了长期GDP导向的增长后，中国能够最终转向大众福利导向的增长轨道。囹!童堕!塑窒垄里二翌型兰中国经济周干J2008年第13期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