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2007年第24期摘录:气。“我们感觉压力特别大,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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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摘录:
气。“我们感觉压力特别大,全国各地都在建基地和示范区,其他城市都又出人又出钱又出政策,就北京忙着迎奥运,还没政策出来。”朱梓齐说,“协会成立,也算北京有动作了。”早在2005年,中关村软件园走访100多家企业后,提交了北京市第一份服务外包产业报告。2006年,商务部着手制定服务外包产业政策时,软件园也参与其中,并提出了很多建议。今年,北京市商务局找到软件园,提议在北京成立服务外包企业协会。11月29日,由中关村软件园、文思、博彦科技、软通动力、方正国际、海辉和用友等7家理事单位发起的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成立,协会在传递政策信息、开展咨询服务、培训专业人才、游说海外市场、与海外对接等方面为企业服务,成员企业现在已经增至50家。在协会成立过程中,上级主管单位北京市商务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企业唱主角”成为各方共识,商务局按“指导不领导,支持不干预”原则将协会完全交由企业自己运作。“服务外包说到底是一件商业层面的事,政府出面太多反而不好,北京的这种企业主导模式更先进一些。”朱梓齐说。“各地政府的热闹对产业的帮助不大,是自娱自乐。”作为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理事长的博彦科技高级副总裁曲玲年对《商务周刊》说,“别的地方还在造势,北京已经进入务实阶段了。”曲是印度塔塔与中关村软件园和微软组建合资公司时的中方谈判代表,早年在北京市科委工作时就开始关注NASSC(3M(印度软件与服务外包协会)。他的目标是要把北京服务外包协会打造成“中国的NASSC:OM”,“NASSC()M实际是印度服务外包行业的一个市场销售机构,我们几年以前就觉得中国缺这样一个机构,所以我们的章程很多内容都是参考它的”。印度之路“说老实话,服务外包是印度人开发出来的一个机会。”服务外包行业的“老兵”曲玲年说。他所在的博彦科技最早是微软的DOS本地化服务商,后来成为HP的合作伙伴,现在是国内发展稳健的IT0和BP()服务提供商,今年拿到葛兰素史克的订单是其里程碑式的成功。在曲玲年看来,服务外包实际就是办公室产业的转移。1980年代,随着IT技术和高速互联网的发展,服务可以基于IT实现远距离输送,1988年在天津IBM制造工厂工作的曲玲年见证了这一趋势的发轫:IBM天津的两台小型计算机经由北京丽都的IBM主机,与IBM全球地面站相连接,假如天津的生产线上次品率提高1个百分点,曲玲年可以通过网络查询海外其他I.BM工厂的次品率有没有同步提升,以判断是零部件的瑕疵问题,还是天津工厂流水线出了问题。“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把一项工作转换成数据.传到另外一端,另一端再把数据还原成工作,做完以后再转换成数据传回来。”曲玲年说,“之前是蓝领工作的全球转移,服务外包则是白领工作的全球转移。”这种转移首先于1980年代在跨国公司内部兴起,并催生了EDS、埃森哲、HP等日后的服务外包巨头。而l990年代印度把离岸的服务外包变为一个“国家品牌”和产业机遇,则很大程度是电脑“千年虫”问题的副产品。印度在1970年代曾实行严厉的外汇管制,GE、IBM等美国企业都因此退出了印度。为填补跨国公司留下的空白,印度自己的计算机软件产业开始发展起来。1990年代,美国面临“千年虫”问题,需要把每台计算机软件中所有3个0在一起的时钟都打上补丁。工作量如此浩大,以至于美国本土的工程师远不够用,在美国企业界广有人脉的印度工程师把祖国的技术人员引入解决千年虫问题。1990年到20()0年,数以万计的印度工程师被派往美国“捉虫”。随着千年虫问题的解决,一大批有在线交付支持经验的印度程序员也被培养出来。他们回国后,美国人意识到这批人才是一笔资源,就把一些原来在美国本土外包给EDs、HP、埃森哲和IBM的工作外包到印度,同时这4大外包企业也把自己的项目转移到印度。同样的故事在欧洲和日本也同样上演。1990年代后期,由IT服务外包引申出了非IT业务也借助于IT实现转移,比如财务票据、人力资源的后台处理转移,以及现在比较流行的金融后台业务和医疗转移等。Infosys、TCs、wipro和萨蒂扬(Satyarn)等未来的印度四大服务外包巨人便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今天,全球服务外包规模接近1万亿美元,其中的6%是离岸外包,而印度一国便拿到这6%的一半,也就是320亿美元。中国拿到的规模约30亿美元,正好柜当于10年前的印度市场规模。印度还在以每年超过30%的稳定速度增长,中国作为新兴的离岸服务外包目的地,每年以50%的速度增长。历史机遇的充要条件人才是外包服务行业最重要的资源,人数的差距是企业之间业绩和竞争力比较的最直观指标。TCS今年发展到11万人,而国内最大的服务外包企业目前专事外包业务的人数都不足5000人。曲玲年回忆,2002年之前,同为1995年成立的文思、海辉和博彦科技都只是一两百人的小公司。突变从2003年开始,到今年都成长为三四千人的中等规模。“现在问问这些比较大的服务外包企业,最大的部门不是市场部门,而是招聘部门,后者比前者大好几倍。”曲玲年说,“客户有订单找你,首先要问你有没有足够有经验的人,没有人订单就不是你的。”在记者采访的3家服务外包企业前台,来客登记簿上“来访理由”一栏里几乎清一色的是“面试”。在曲看来,这绝非偶然,“我认为这跟印度的外包服务人力资源供应不足有关,客户开始寻找别的地方”。这到底是否意味着中国会迎来如印度上世纪末获得的历史机遇?曲玲年曾专门写文章算了一笔账:中国有13亿人口,印度有10亿人,但印度文盲率是50q/0。2006年印度服商务周刊[)EC:E~IBt:R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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