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发现有乱码， 请直接从这里浏览原文
正文摘录:

到lO(10是透明度最差的国家或地区)，新加坡为4.4，香港5.0，台湾6.1，马来西亚6.3，泰国6.5，菲律宾6.7，韩国7.O，印尼7.4，中国8.2，印度8.5，越南9.5。但是，即使是亚洲透明度最高的国家，也比不上发达国家一一澳大利亚的透明度等级为3.O，美国3.8，英国4.O。虽然新加坡的条例明确，加上政府官员办事效率高，使它得到相当好的评级，可是，诸如银行呆账占总贷款额的比例或个别银行的营业情况等重要资讯仍难以取得。不过，新加坡政府至少能够遏制官商勾结的弊端。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副理事长李罗力曾写到：“新加坡外汇储备金多达750亿美元，300万公民的储蓄率属于世界最高水平。在新加坡，要浪费这笔钱是很难的，在一丝不苟的监督人员的监视下，从未听说过银行借钱给掌权者的政治密友或有影响力的股票持有人。”新加坡政府和香港政府的高度经济自由化政策和强有力的反腐机制，使它们成为亚洲地区的模范政府。痛定思痛后的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向上述坐标系中的左上方向大幅度地移动了自己的位置。韩国政府基本上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t’)的一揽子改革建议：不再给财阀“兜底”，听任韩宝、三美、真露、起亚这样的财阀破产；出台了《公司改革五项任务》和《三项补充任务》，提升企业管理透明度，取消公司子公司间的互相贷款担保和内部不公平交易，优化资产结构，制定企业核心任务等；进一步实行金融改革，提高监控力度，透明度和开放度，将银行彻底向外资开放，到2005年末，在经过合并重组后剩余的韩国七大全国性银行中，有六家外资股权比例超过50％。印度尼西亚政府也按照与IMF’的贷款协议，实行了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关闭了16家有问题的银行，其中就有苏哈托子女办的银行-放弃爬行的钉住汇率制度，采取更为灵活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将合资企业中外国人持股比例提高到49％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调整国家职能范围，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改革措施，基本上达到了预期效果。东亚金融危机的中国课本1997年的时候，由于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还没有起步，因而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但是，中国不能依靠对外修筑防火墙来保持长期的金融稳定。遭受国际金融大鳄的突袭，只是东亚金融危机的表层原因，政府掌控的国内金融体系的内在弊端及其所造成的泡沫经济，才是深层根源。当年泰、韩等国在金融危机之前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这里应有尽有，甚至更为严重。我们不应当从东亚金融危机中得出错误的结论，延误金融改革的有利时机。过去十几年里，吸引外资是中国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功能，也是“政绩”的主要体现方式。然而，现在中国的国内资金已经相当充裕，最需要的不是继续扩大“引进”，而是让资金“融通”起来。这就要求一方面放宽金融市场的准入限制，削弱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一方面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信息透明度。过去，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直接担负着“聚财”功能，以财政手段来不断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投资的利润继续用来投资，而投资的效率却十分低下，导致毛泽东时代的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不降反升(维持在60％以上的贫困水平)，而同一时期日本的家庭恩格尔系数却下降了一半(从1955年的52％降至1980年自29％)。现在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从“聚财”转向“散财”——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抑制贫富两极分化，培育一个购买力强劲的国内市场，并消除民众对于未来的担忧。美国总统布什最近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前夕说：“我们当然希望中国从储蓄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变”，“我们希望(中国的)中产阶层能自如地进入消费市场”，“现在由于缺乏(社会)安全网，很多中国人储蓄以防意外。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社会安全措施，从而让中国人能够开始更多地购买美国和澳大利亚生产的商品。”应当说，布什这番话属于善意的建议，我们无须对此过于多虑。中国政府需要有一个深刻的职能转换，其中既有进又有退，既有收又有放，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国家职能范围的缩小或者扩大。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方面，中国要向香港特区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看齐。香港政府的主管部门在金融危机期间采取了果断的入市干预行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表现出上乘的危机处理能力。但在危机发生前的预防能力，比危机发生后的处置能力更加重要。有学者指出：在烦恼事找上门之前先找到它，这是新加坡的一个特点。从吉隆坡到香港，当政府都还心安理得地眼看房地产价格飞涨时，新加坡却采取了行动。政府下令银行减少房地产贷款，任何人在购买房地产三年内卖出，须缴付10&／o的资本收益税，同时减少对私人发展商的土地供应。过去209r来，东南亚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仿佛是好景会常在，新加坡却不这么想。它的政府总是考虑到、观察到远在天边的危险。正是由于政府具有这种远见，东南亚各国中新加坡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最小。前面已经说过，政府的学习能力和反应能力都是与其“控制渎职、腐败和受贿”的能力密切相关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指出，新加坡能够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屹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民选择了廉洁而能够做长远打算的人选担任议员及部长；他们所制定的政策，是为新加坡这棵没被吹倒的树扎下了深根。香港和新加坡政府都素以廉洁著称，即使还算不上是民权政府，至少是属于民本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必须能够保持某种独立性和中立性，能够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和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来考虑政策，而不是搞什么“精英联盟”，一屁股坐在财阀和富人一边。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进程，沉重地打击了热衷于搞“钱权交易”的家族式财团，并清算了“以权谋私”的前任政府领导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都证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幅度地提高政府的反腐能力，是防止出现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条件。)商务埘刊oClY3BER5，200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