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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摘录:

在一所大学院内。上学时我们不同班，在连队也不是一个排，我对他印象极好，还是从好朋友告诉的一件事开始。有人问任鹤：“听说谢荫玲的父亲有问题?”任答：“我看过写她父亲的大字报，说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因为他父亲在给学生讲话时说过他最不喜欢吃辣椒，而毛主席最喜欢吃辣椒……”听到这话，我很感动，觉得这人幽默、正直。1975年的一天，我们几位同校老同学在一块儿聚餐，将猪肉、鸡肉和蘑菇炖了一大海碗，还弄来连队自酿的白酒。那年连队战友困退、病退、上学及调到别的连队等等，陆续走了不少，剩下的人倍感凄凉，大家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聊到了各自的出路。我们都很消沉。席间，只见任鹤不紧不慢地向嘴里送了块肉，笑着小声地说：“大家别这样无望，邓大爷有门儿!”“此话怎讲?”我们追问。他只是和另外几位男生对视而乐，并不回答。后来从团部回连的小胖子悄悄地告诉我们一些“上面”的小道消息，我才联想到邓大爷就是邓小平。以后的事实使我更加佩服任鹤看问题的深刻，更不会忘记在逆境中给了我希望的那句话。最后一次见到任鹤，是在大院里偶遇。他骑一辆轻便赛车，上穿紫红夹克衫、下着牛仔裤、足登白球鞋，随意而新潮，全无当年在连队的邋遢像，我还认为是哪位刚从海外归来的学子呢!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说希望连队的战友能聚会，我说还得他张罗。北京知青的第一次大聚会是1996年的五四青年节，追其源竟要挥泪——是连队战友去八宝山与任鹤告别，回来之后，才促成了这次聚会。所以我还认为，我们得以聚会是由任鹤张罗的四肃立在大理石墓碑前，注视着哥哥将弟弟的骨灰盒小心安放在墓穴内，大家默默地向王玉泉告别……在兵团几年，只在食堂干过半天活儿。那年冬天下午，食堂做晚饭的只有王玉泉一个人，连里派我去帮厨。玉泉是一位性格内向的老实人，和他当连长的哥哥王玉昆正好相反。那天，他分我的任务是先切一盆成菜丝。我从带着冰碴的大缸内拿出腌好的大头菜，本来不太会切菜，冻菜头又使我双手发僵，切出的“丝”有手指头粗。切一盆成菜“丝”，整整用了一个下午!结果，半天忙得我没和他说上一句话。那天下午担水、熬大馇子粥、蒸馒头等所有活计都是他一个人在那儿忙活!开饭时，大伙儿对主食非常满意，可见到那“丝”就气不打一处来了。离开北大荒回北京后，病痛一直折磨着王玉泉，他就那么默默地孤独地去了，甚至没享受过谈恋爱的欢愉。我想他一生最幸福和最愉快的日子一定是在兵团，一定是和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五马文革是老北京人，知青中的老大姐，她还是我第一次的入团介绍人。刚到连队我分在农工排，主要任务是农闲时盖房子。排长每次都按高矮次序分轻重活儿，我是女生大排头，所以女生重体力活非我莫属。也许我劳动还行，我们第一批讨论发展新团员时就有我。入团发展会是在连队食堂召开的，马文革介绍我的情况，连队全体团员一致通过了我们的入团申请。可过了没几天，马文革把我单独叫到一边，很严肃地说：“你的入团申请报到团部后没被批准，是因为你父亲的问题。你一定要正确对待，在别人面前别表露你不高兴，否则别人会认为你入团目的不纯。”这对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但我牢记她的忠告，没对任何人透露自己的不悦，只是把满肚子的委屈与不解写信向父母倾诉。这天我收到了爸爸的回信!信，是爸爸用小楷毛笔书写的，整整三大篇，内容是：他因自己的“问题”使我的入团受阻而深感不安，要我相信组织终会把他的问题搞清楚的，并告诫我对任何事情不要患得患失……读着爸爸的回信，心里非常激动又不愿让别人发现自己情绪波动，就一个人顺着连队大道向东慢慢地走，不觉来到大脑袋山边。为避开猪号的人，又绕到山的北面，坐在山坡的小树棵中，面朝团部方向自言自语着：“为什么不批我入团!为什么……”话没说完，便放声地嚎啕大哭起来。不知哭了多长时间，心里痛快些了，可脑袋却一跳一跳地痛。回到宿舍后，我把此事只告诉了马文革：“这是我成人后第一次大哭，我才知道哭过后头会痛的……”今世再也不能与马文革续谈人生理想了，不知她在天堂可好?我很想告诉她说：“我早已能正确对待人生所有问题了。回城后，我只按照做人的道德标准行事，真诚待人。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活得充实而快乐。”我知道，那时候我们真的太年轻太赤诚了。兵团艰苦的生活，使他们透支了生命……他们悄然无声地走了，可他们的音容笑貌，永驻我心，他们身上那种于逆境中拼搏，永不言悔的兵团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我前行……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