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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摘录:

“启蒙老师”变成“贤内助”万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块荒漠严寒的土地上，我们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丁炳昌被分配在县委通讯组，我到了县文化馆。丁炳昌第一篇打响的稿件是《河泥是怎样挖出来的》，这篇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充满哲思的稿件很快被((雁北报》采用，而且从大同传来编辑部主任很高的评价：“写得太精彩了，我一个字未改，一个字也没法改。”就这样，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报道从我们这两个“编外记者”的笔下流淌出来，并频频在省、地报刊上亮相。那时报道主要由T炳昌执笔，草稿出来后再由善于描绘和抒情的我作文字上的润色，也就是说，他是主角，我为配角，他做大师傅，我当小帮手。一些好奇的朋友也曾经想套取“情报”：“快老实交代：究竟是谁的杰作?”每逢此时丁炳昌就两眼朝我一翻，悠闲地调侃：“当然是她罗，人家水平比我高。”而我就哈哈一笑，心安理得地“混水摸鱼”。那真是一段“琴瑟相和”的好日子。除了新闻写作上的“启蒙”，丁炳昌在生活中的“冷面幽默”尤其令我大开眼界。l975年底，我们双双调往大同。丁炳昌成了《山西日报》驻雁北记者，我被“扣留”在雁北地委通讯组。但他终究还是被调到((山西日报》，我们不得不一南(太原)一北(大同)过起了分居生活。从那以后，丁炳昌凭着他的哲学功底，写杂文、写评论，很快成了《山西日报》的业务骨干。而不甘寂寞的我也发挥自己的文字优势，与人合作采写了一本文学色彩很浓的人物传记。我的探索和追求就像攀越华山，上了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l978年9月，我带着自己即将出版的的书稿来到太原，在丁炳昌的悉心支持下叩开了《光明日报》的大门，登上了更大舞台。那一年刚满32岁，精力、激情、勇气和创造欲都处于巅峰时期。那年冬天丁炳昌已严重失眠，可我采写知识分子典型栾弗每天深夜才归，他每晚做好饭菜倚门而望，进而每夜骑自行车来接我，再后来干脆自己也加入了进来。这篇l4000多字的长篇通讯((追求》采写时间长达3个多月，四易其稿，稿件于《光明日报》和《山西日报》头版同天发表后，在全国知识界激起了强烈反响，我在一夜之间成了“名”记者。但与此同时，丁炳昌却越来越承受着疾病的折磨一一在浑源县落下的萎缩性胃炎加重了原先就有的神经衰弱，他渐渐变得赢弱多病，骨瘦如柴，一肩承担写作、一肩承担整个家的压力，对他显然成了力不从心的苦酒。可粗心的我却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和丁炳昌的地位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看来你今后要爬到我头上了，这种‘前景’真让我‘不寒而栗’呀。”那天丁炳昌翻阅着一摞摞读者来信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不料这个不经意的“玩笑”后来竞变成了“现实”，丁炳昌的智慧、能力和工作业绩被我那“名”记者的“光环”掩盖了整整l0年。特别是当他随着我一起调到光明日报湖北记者站之后，我当站长，他为l副站长，北京一个电话，我提起行李就走，一年中倒有多半年留下T炳昌独自守着记者站，也独自支撑着我们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这位豁达、体贴、才华横溢的丈夫和当年的“启蒙老师”，就正儿八经成了妻子超高水平的“秘书”、“助手”和“贤内助”，除了照顾我的二老、两个儿子，还要帮我接待读者、誊写稿件……他渐渐变得郁郁寡欢对于家里的这种“角色置换”，特别是每次出差回来看到丁炳昌颧骨高耸、瘦削得可怕的睑，我也曾多次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并信誓旦旦“下不为例”，可惜北京的电话一来，又一切照旧……丁炳昌从来认为我的智商比他低得多，我之所以有所成功不是因为聪明，而是凭着一种“武士道”精神，不达目的誓不休。“别人用3分力气能做成的事，你要用10分，你呀你，笨死了!”丁炳昌经常这样说我。正因为如此，他对我每一个小小的成功都无比珍惜，对我也倍加怜爱和体贴入微。而我也就越发地依赖于他，也越发地任性、我行我素，忘记了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男人应有的尊严和“光芒”。采写《一个]二程师出走的反思))使我们之间的隔阂初露“端倪”。那次我和丁炳昌找到外号为“红旗站长”的湖南记者站站长合作。思路确定后，我先写了一稿、二稿，那两位嫌我的文章哕嗦，批得狗屎不如，第三稿我交了“权”，由他们去执笔。稿子刊出，好评如潮，报社收到1600多封信。这篇“中性报道”作为一种全新的新闻形式得到新闻界的广泛认同，然而明明是3个人共同署名，“出名”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