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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摘录:

层利益的严重损坏为代价。在操作上，这就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公众有着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决策的程序性。由于通讯、交通及资源等客观条件，现实中公众(尤其是弱势团体)对制定公共政策的参与会存在客观限制。但如果对政策讨论、批准、审核的程序性能够得到保证，会大幅减少政策出现偏差的可能。机制完善的决策机构。政策是由人制定的，但政策的长期合理性、稳定性、连续性不应受到短期人事变迁的影响。这就要求对政策负责的不仅仅是某个具体领导人，而需要是有恰当授权的机构。回首中国改革历程，早期的改革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不争论”避免意识形态陷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不争论”的态度掩饰了中国国企、金融改革及公共政策中的许多缺陷，限制了中国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的发言权，也为既得利益者的暗箱操作提供了机会。这种意义上，由郎成平“指点江山”揭示出许多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经济社会问题，有助于公众在媒体和互联网上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关注、监督和参与，作用是非常正面的。当然任何一个人精力有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频频曝光，具体观点甚至事实上的错误都会难以避免。有一种批评认为，郎成平“只拆不建”，对中国改革没有具体贡献。如果把“建”理解为在体制内促进改革的发展，那么我个人认为，问题出在中国的体制还没能把像郎咸平这样的人吸收到人大或政协这样有影响的法制机构，进而完善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过建议，由人大主导从事长期国策和国家发展战略的研究，并对社会民间上的各种研究作出整合以获取共识。以我个人的理解，像国企管理层收购(佃O)、国有股减持或股权分置方案，本来由人大来主导讨论制订会更合理、更有包容性，也更容易为社会所广泛接受。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加快，我个人期待着人大能在中国一些重大问题的政策制定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o财经主流经济学家和郎成平的未来郎教授的胜利不是经济学的胜利，而是法学、政治学的胜利，作为经济学家，郎教授的胜利只能是悲哀的胜利。文／特约撰稿员陈文军已经逝去的经济语境从2004年起，主流经济学家就开始连遭厄运，受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打击。一是民间的公众，尤其是网民和股民们。在他们的眼里，主流经济学家不仅成为为富不仁的暴富者的代言人，而且成为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推手。二是新左派的攻击。围绕着民工、股市、住房、医疗、教育等出现的种种问题，民间维权活动频繁发生，民生抱怨屡见媒体，使得新左派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批判的突破口，认为主流经济学家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以剥夺普通民众的利益为代价，而那些利用改革之名，侵吞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不仅是其中一员，更是他们的思想和政策上的罪魁祸首。三是郎咸平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抨击。以郎教授的批评最为有力，因为他击中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误区：通过企业改制、上市等美丽的谎言，进行实质意义上国有资产的私分，从而牺牲了产权交易的公正性。而丁学良的“在中国大陆。真正称得上经济学家的不超过5位”，就把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人格，连同他们的专业水准，一同扔进了污水池。主流经济学家在遭受攻击之时，他们的言行也变得有些怪异，例如说“中国农民即将成为中产阶级”，“公共财产是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产权就算他墨田PHoENIXWEEKLy·MARCH5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