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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摘录:

财经线确立公共政策的理性基础看“郎成平现象’’的深层意义有一种批评认为，郎成平“只拆不建”，对中国改革没有具体贡献。如果把“建”理解为在体制内促进改革的发展，那么，问题出在中国的体制还没能把像郎成平这样的人吸收到人大或政协这样有影响的法制机构，进而完善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文／特约撰稿员李振勤两年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对国企改革等重大议题发表了许多不同反响的观点，成为中国财经界最具争议的人物。在民间，郎咸平获得广泛支持，被认为代表民心民意，在中国金融市场腐败、国企私有化大潮中，力挽狂澜。据《中国青年报》一份“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专题调查，郎咸平被评为公众信任度最高的中国经济学家，信任度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资深经济学家吴敬琏。然而尤其在主流经济学家中，对郎咸平的批评极为尖锐。有人指责他“贸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或者不了解中国国情而乱说话，像是在一个瓷器店中乱撞的公牛。有人认为郎咸平“否定市场化是在误导中国经济”。更有人觉得郎咸平哗众取宠，将他比作经济界的芙蓉姐姐。笔者认为，有关郎咸平观点所引起的争论，并非只是一场旷日持久、各说各话的口水仗，而可以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对这些争论的背景、议题及讨论方法作进一步分析，有助于建立对有关问题的学术与社会共识，为这些重大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理性的基础。公司财务与治理：郎咸平以学术专业起家郎咸平于20年前即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学位，在专业上下过功夫，有过许多学术专著，并被其同行广泛引用。他是在金融与经济领域被引用最多的华裔经济学者之一。然而他的学术专业圈子相对来说狭小艰深，曲高和寡。在几年前他涉足研究中国企业问题之前，郎咸平在中国基本上默默无闻。而使他得以在中国很快声名鹊起的，是他对德隆与格林柯尔等企业集团财务的案例研究与前瞻性的预言。郎咸平的专业素养、实证方法及对于大量财务数据的把握，在这两个案例中堪称典范。德隆与格林柯尔两企业集团的最终倒台，也在事实上证明了郎咸平金融研究方法与结论的正确。对于郎咸平在德隆与格林柯尔两个案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批评者们除了抱怨媒体上对两公司“过度的”负面报道之外，基本上无话可说。但郎咸平的锋头所及，不仅仅限于他自身精深的金融专业领域，而指向了国企改革中普遍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郎咸平点名批评的公司，包括曾在国内被认为改革比较成功的TCL、海尔、长虹等几家大型企业。由改革中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侵蚀的普遍现象，郎咸平进而对中国改革的主导思路提出质疑，认为一些经济学者抄袭西方一些表面肤浅的名词。再通过自己的一知半解设计改革路线，破坏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和是非原则，造成贫富不均，社会环境恶化。公共政策的是非：各说各话?有关郎咸平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他对国企改革以及近年来一些市场导向公共政策的批评。这些议题超出了任何具体学术专业的范畴，因而很难根据简单实证的判据做出结论。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对十几年来中国国企改革的实践，应该由谁来作出评价一学者、企业管理者，还是下岗工人?评价的根据是GDP的发展，还是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指数的变化?如果一个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裁员、买断工龄、将离休职工福利包袱抛向社会等“改革”提高效率，这是否是通向公平、和谐社会的一条成功之路?客观地说，郎咸平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各自意识形态及价值判断上的差异，与改革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消长也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郎咸平的支持者们批评改革过程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而他的反对者们则认为这种不公平的产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提高经济效率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应该说，辩论双方的论点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不全面的地方。问题是，辩论的双方能否超越各说各话的现况，寻求共识，为中国社会今后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理性的基础?制定理性公共政策的几个原则笔者认为，期望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但一个理性的公共政策必须满足一些基本的必要条件。简述如下：公众的参与。一个合理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努力形成只有受益者没有受损者的“帕累托改进”，而不应以社会某群体或阶PHoENIXWEEKIjY·MARCH5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