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而理想的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战争，然而战争依然会发生，因为它有它的现实逻辑

　　从1840-1945年的中国的政治形态的演变以及商业世界中的敌意接管来解读伊拉克战争，可以发现三者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外来人”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与“内部人”发生激烈的冲突，甚至战争。
　　1840年之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对外交流很少，由外而内的影响自然也很小的。如果没有激烈的外力冲击，很难相信中国会自我演化到今天。谁影响了我们？英国、日本、美国、苏联应该说在1945年之前在不同时期给中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我们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西方化”了，穿西装，学西方的知识，用西方人的思维。
　　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个过程应该说是这样的：在殖民扩张的浪潮中，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试图将中国包括进来，抵抗是自然的，失败是必然的，于是变化发生了——从抵制到内部动荡，再到按照某种混杂或者媾和的规则而重新组织。外部的冲击在形态上总会归于“消弭”，但实际上是“内化”了，尤其是影响甚至直接改变了其后参与者的力量对比和游戏规则。
　　敌意接管(Hostile Takeover)，主要是指非原股东的投资者直接向原股东发出要约（Tender Offer）来谋求对一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这种敌意接管兴起的背景是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企业经理层手里，所以，外来的对控制权的谋夺，实际就是与管理层的斗争。原股东接受要约，就意味着原管理层要“滚蛋”。如果从形态上将敌意接管类比于美国入侵伊拉克，你会发现有很现成的对应关系：股东——渴望自由与民主的伊拉克人民（假想与现实的产物）；原管理层——萨达姆家族；敌意接管者（也被称为“门口的野蛮人”或者“鲨鱼”之类）——美国和英国。
　　以杠杆收购为特征的敌意接管在1980年代盛行一时。不过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敌意接管者极少为股东创造价值。显然的是，对于接管者和支持它的很多垃圾债券购买者来说，获益要比股东多很多。于是，关于敌意接管的问题可归结为：它是创造了新的价值，还是仅仅在股东和债权人及其他人和群体之间做了一次经济资源的再分配。
　　以上是基于共同点，从中国1840－1945的百年风雨和商业中的敌意接管来分析美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战后的重建也包括在内。简而言之，可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考察。
　　在政治上，对美英立场持支持态度的人希望看到“自由”、“民主”等现代政治因素借此时机在伊拉克生根发芽，“解放”长期生活在萨达姆家族专制统治下的伊拉克人民。然而，伊拉克有着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以色列－巴勒斯坦乃至阿以冲突、伊朗－美国的潜在冲突、俄罗斯出于安全考虑而对传统影响力的主张、法国和德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等等，何况萨达姆的残余势力不太可能一战而全无。所以，就其前景来说还是担心颇多。
　　在经济方面，至少在短期内，经济上的问题是一个“再分配”的问题，参与分配的各方巨头让我们回想起17、18世纪的荷兰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伊拉克普通老百姓要从中获得好处的前提是，确定一个稳定的政治格局：有代表性的参与者和公正而透明的规则。只有政治稳定了，伊拉克才可能跳出原来为其划定的贸易禁锢，经济上才会恢复。
　　纯粹而理想的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战争，然而战争依然会发生，因为它有它的现实逻辑。对于这次战争，前面说过，至少它会带来“变化”，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虽然朝着好的方向变化是困难重重。■
（文/《环球企业家》□ 程兆谦 出自：2003年5月 总第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