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时任东莞虎门镇委书记的黎桂康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引进全国第一家外资企业落户虎门，当地官员们却因为担心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极力反对。
　　这种担心被证明是多余的，黎桂康并没有因此受到处分，反而被逐步提升为东莞市市长；每年吸引外资的数量也成为考核政府官员业绩的重要指标。
　　那个生产假发和手袋的第一家外资企业现在已无迹可寻。不过，14000家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东莞经济增长的源泉，这里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轻工业制造基地。不仅是东莞，整个珠江三角洲也因快速涌入的外资成为“世界工厂”，并持续创造了20年的辉煌。
　　20年来，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资企业逐渐成为整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劲动力，并在中国经济版图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同时期跨国公司介入的不同方式，使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三大都市经济圈的发展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

珠江三角洲： 世界工厂的困境
　　100年来，广东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始终是“外贸首都”。改革开放前，每年一次的“广交会”是全球企业与整个中国做生意的唯一机会。
　　改革开放初期，来自香港、台湾及东南亚的外商将生产线与技术迅速转移到珠江三角洲，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使制造业迅速崛起。广东紧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廉价的劳动力和灵活优惠的政策，也使它成为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的首选地。宝洁就是这时落户广州。
　　这种大规模工业制造使广州、深圳、顺德、东莞等地成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
　　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经济最具吸引力的已经不仅是轻工业，外资投资的主体已经发生变化。那些希望在中国得到更多政策优惠和发展机会的跨国公司意识到，工厂绝不仅是投资中国的全部理由。要想进入汽车、金融、电信、基础设施等行业，珠江三角洲并无优势。
　　现在，珠三角对外资的吸引力正迅速下降。因为距离不再是投资中国的障碍，特殊的优惠政策也已经消失，香港经济却持续低迷，外来资本必须重新考虑投资广东的合理性。经过20年快速发展后，珠三角城市不断扩张，城市定位重叠，产业布局同构，中心城市产业带动力不强，如今到了矛盾重重的程度。
　　虽然外商将投资珠三角的重心逐步升级为IT、家电、精密仪器和生物工程；虽然珠江三角洲的繁荣仍在继续，但戏的主角却变了。随着浦东大开发的启动，全国经济的重心已经位移到长江三角洲流域。
　　过去，因为香港及广东省都没有将对方纳入自己的发展战略，因而也就不能明确自己在大珠三角地区的定位。现在，随着香港特区政府要“积极与珠三角进行经济融合”的表态，涵盖港澳的粤港澳“大珠三角”已不是以前的“前店后厂”，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京津唐：政治中心的引力
　　即使是在SARS肆虐的春夏之交，光华路上的北京财富中心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施工。巨大的吊车伸出的长臂与将要耸立的大楼效果图给人以生气勃勃的冲动。这是北京中央商务区的重要工程。
　　北京确实需要这样的中央商务区。与珠江三角洲和上海相比，全国政治中心的角色是北京最大的优势，这一因素使它在1980年代末期以来，天然地成为中外企业云集之地。政府公关的压力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在中国的投资总部设在北京。全国独一无二的人才科技资源也使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设在北京。
　　现在，已经有 160 家世界500强企业在京投资了 30多个项目，设立了119家投资性公司，其中有20家地区总部和50多家各类研发机构（而这还不是最新数据）。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投资性总部和研发中心的数量远远超过广东和上海。
　　这种投资带动了北京、天津数个经济开发区的快速扩张，北京中央商务区、中关村、亦庄、天津泰达等商务和制造基地日益繁荣，但是无论是IT、电信还是汽车等制造行业，外商投资的力度始终不能与苏杭和东莞抗衡。
　　北京和天津都希望通过给予跨国公司更多礼遇的办法来获得竞争优势。但是这两个相距130公里的直辖市，正沉迷于各自的中长期规划而不能自拔，它们对于区域经济的带动功能在竞争与较量中日渐抵消。
　　京津制定的激动人心的指标体系，都是各自为政的现代化规划，很少能够从地区发展的层面审视城市发展，无法以整体观念解决地区问题。京津唐大都市圈与戈特曼意义上的“大都市圈”有些貌合神离，离真正的“大都市圈”尚有差距。
　　如果没有整个经济圈的带动，与上海带动的长江三角洲相比，北京将缺乏后劲，而劣势已然呈现。“CBD内如果没有足够的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商贸机构，很难形成一个相对集中的商务地区。”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北京CBD总顾问柯焕章指出。

长江三角洲：未来中国的“黄金加洲”
　　1992年，当台湾明基公司总裁李耀第一次来苏州新区考察时，那里除了青草就是农田。在他决定在狮子山下建立苏州第一个IT工厂后，先后有14家配套厂也落户苏州。现在当地已陆续建立完整的IT产业链。
　　更大的产业配套是，中芯国际、宏力、台积电等都相继进驻上海；而杭州则致力于通信制造及软件研发，吸引了三菱、摩托罗拉、爱立信等设立手机整机制造厂。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中国最适合投资的区域。跨国公司看中的不仅是完整的产业配套和便捷的交通，更因为上海正在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能力。同时，上海地处华东，不仅适合建立面向全球的生产基地，更能沿着长江，深入中国腹地市场，而且可南可北，更适合建立中国及亚太区管理运营总部。
　　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在职能转换、市场准入及行业开放上的运做日益规范，北京的政治优势相对弱化，而上海对于跨国公司的诱惑却显著加强。
　　他们将地区总部搬到上海，然后将工厂设在苏杭等周边城市。
　　最迟从1999年开始，一场将自己亚太地区总部或者中国总部搬往上海的跨国公司迁徙运动就已经展开。一项统计表明，全球500强在上海投资的企业则多达491家，其中已有包括英特尔、柯达、通用电气等184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和中国总部进驻，远远超过北京和广东。
　　世界知名城市规划大师彼得·霍尔将这个地区称为未来中国的“黄金加洲”。上海及整个长江三角洲都有这样的雄心。他们的设想是，在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为副中心的网络上，快速发展这个被经济学家戈特曼称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带的长江三角洲。
　　杭州市市长茅临生说，杭州要成为上海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的“后花园”。“未来的交通规划将把长三角地区连成一个大都市圈，晚上住在杭州九溪玫瑰园，第二天早晨乘坐高速列车或是磁悬浮列车去上海金茂大厦上班。”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