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详细披露了中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和毛泽东等不少重要历史人物几十年鲜为人知的交往秘闻，从中可以领略新中国历史演进的脉络和同时代中国文化人追求真理的坚韧性。）

1988年6月23日，95岁的梁漱溟先生逝世了。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学者、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文化名人。他与中国不少重要人物有过接触。他接待过孙中山，与蒋介石面对面地讲过问题，与毛泽东也进行过多次交谈和辩论。还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章士钊、沈钧儒、李宗仁、李济深及韩复榘等打过交道。他早年曾信仰社会主义，后来转而相信格伯森生命哲学，之后崇尚印度佛学，最后回归到中国孔学。
与毛长叙 融洽尖锐
对这样的一位人士如何盖棺定论，引起世人瞩目。特别是梁漱溟1953年和毛泽东吵架的事传扬天下，毛选上又有批判他的文章，海内外各界人士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更为关注。其实，梁漱溟和中共及毛泽东的历史渊源很深，有着复杂的情结。
早在20世纪初于北京大学时，梁漱溟与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李大钊是同事、朋友。李大钊牺牲后梁漱溟出钱出力收殓大钊先生遗体。1938年1月，梁访问延安，住了16天，每隔一天与毛泽东会谈一次，曾谈过两个通宵；1946年8月，他第二次访问延安，住了10天，几乎天天同毛泽东见面谈话。之后，他以“第三方面”资格“调停”国共战争，与周恩来等有较多联系。
参与国共军事调停的梁漱溟曾惊叹：“一夜醒来，和平已经死了！”加上他提出的“第三方案”不利于时局的发展，曾受到周恩来的谴责。梁漱溟带着负疚的心情辞掉民盟秘书长职务，远避重庆举办“勉仁书院”，潜心研究现代中国政治问题。而研究此问题，自然离不开国、共及蒋介石与毛泽东。在1946年8月13日他到达延安的当天，一连说了3个“没有办法”：“蒋介石这个人没有办法；我对蒋介石没有办法；蒋介石不死，中国没有办法。”1949年1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表明他在为“建造新中国”而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并说已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将再用半年至一年时间写出《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信中强调：建造新中国，“其事致远且大，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今后数年内漱对国事将守定‘只在发言，不在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同年2月7日，他致信叶剑英、徐冰：“北平和平解放，全国同庆，弟未得身预欢迎行列，仅此奉书申贺，并转向二公致其欢呼！”
三点提醒 首先对毛
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到了北京。3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自莫斯科回抵北京，梁漱溟到车站迎接，他站在欢迎队伍的前列，毛泽东一眼就见到，高兴地大声说：“梁先生您到北京了，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到我家作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可成！”3月11日为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成功举办盛大宴会，毛泽东走到梁的座席边，见他吃素、不饮酒，笑着说：“梁先生坚持吃素，清心寡欲，定能长寿！”当场约定次日请梁先生到中南海颐年堂作客。3月12日梁漱溟按时到了毛泽东住所，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请梁先生参加政府工作，梁漱溟内心深处对新中国政权能否巩固、达到长治久安还有疑虑，不便说出，只想如国内再起狼烟，他还可出面奔波，调停战争。他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摆到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他还说：“我到京两个月来，我感觉到近百年来患难中的中国民族可能由中国共产党而开出生机来，但这不过是种感觉，尚未成为一种确切的认识，所以想到国内各地走一走，仔细观察思考一番。”毛泽东建议他到山东、河南及东北老解放区去看看。
毛、梁的这次交谈，虽然时间很长，但气氛上、内容上都不如1938年1月那么融洽、尖锐。事后，梁漱溟对人说：“彼此都很将就，像是喝了一碗不冷不热的汤。”而梁漱溟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志”。他说：“全国统一局面已达95%，我们要完成它，并且把它稳定下来，此事人人有责，我也愿尽一份之力。但各人尽力之处不必同，有人也许以参加政府作为他的一种尽力；我却不是，我的尽力主要在帮助国人，特别是帮助中国共产党去认识老中国。‘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我多年来的一句口号。从1922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到最近《中国文化要义》出版，我用心于此研究已整整30年，而且今后誓以毕生精力从事于此。这是我自己的一面说。再说是，对国人特别是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来说，我愿提醒三点：一、治天下比打天下难；二、此世界稀有之老大民族传统文化在他身上有着深厚势力，而一时外来观念则所入甚浅；三、你对付任何事物，都必从了解它、认识它入手，何况今天担当了这个治国建国的绝重责任。因此，建议中国共产党机构内（或国家机构内）成立一个文化比较研究机构，而特别着重于老中国之认识，我本人及我的少数朋友可以参加或‘当顾问’”。
梁先生的这三点，是对中共的“提醒”。他说的“外来观念”自然包括了马列主义；他说的“少数朋友”是指张东荪、冯友兰等教授。半世纪后的今天，再来回味梁漱溟的“三点提醒”，仍可品出他“致远且大”的眼光。当时毛泽东主要对梁做统战工作，对其建议没有放在心上，第二次谈话时，则明确表示，不同意梁关于成立文化研究机构的意见。
目睹变化 反省自己
1950年9月下旬，梁漱溟在河南、平原、山东及东北城乡参观考察了5个月后回到北京，9月23日毛泽东约请谈话，一进门毛主席就招呼上菜吃饭，恰好那天梁另有约会已吃饭，老朋友了，就没有再客套，毛泽东自己吃饭。毛泽东听他谈外出的观感，联想到梁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固有看法，感到这位老先生的思想在变，因而建议他再去南方考察。当天梁没有接受，说要休息一段。毛也没有勉强。话题又转到住房上，毛泽东问他的居住情况，梁说现在住在西城区辟才胡同南宽街一亲戚处，不是独院。毛泽东说，为使你生活写作更清静些，已让人安排你在颐和园里边暂住，您就在家里等讯吧。不久中央统战部徐冰副部长派人接梁先生住进颐和园石舫附近的一座小四合院，他在这座清雅精致的小院里住了两年后，搬到积水潭边的小铜进一号定居。
1951年春，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展开，毛泽东动员民主人士参加土改。梁漱溟当年5月中旬报名参加了章乃器为团长的四川土改工作团。直到8月30日才返京，历时4个月。这年9月3日，即梁漱溟回京后的第4天，毛泽东就邀梁漱溟晤谈。梁一进颐年堂，毛泽东就说土改团总的情况刚才章乃器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说，对土改、对四川您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梁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得人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不是没有，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人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同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谈到对四川印象时，梁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出现这样安定的形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混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意外。”说到四川变化，梁先生特别强调“刘（伯承）、邓（小平）治理有方”，“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毛泽东说：“梁先生看得蛮准，不论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经过5个月的参观，4个月的土改，梁漱溟亲眼见到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回想1938年1月同毛泽东通宵达旦地争论，开始反省自己以往的主张和“路向”的错误。原来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阶级分化和对立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而阶级斗争学说不适用中国。他曾明确表示，对中国共产党“同情它的革命要求，而怀疑或不同意它的行动路线。”1951年梁漱溟发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认为“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3年来整个中国有了很大转变，不但是面貌一新、气象不同，而且几乎每个角落的人，彼此相互影响，从内心也都起了变化。”随后他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书（未刊）。在检讨自己改良主义的错误之后，表示“今后跟定了中国共产党！”
互有批评 却未相忘
1952年8月7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约梁漱溟叙谈。事后梁漱溟对友人说“自四川来京，这是毛主席第四次约我谈话，这一次谈得最好，毛主席也说‘这次谈得很好’”。梁漱溟对毛泽东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据梁漱溟说：“毛主席这次对我主要谈了三点。第一，毛主席说人民不要求我检讨，因此检讨的文章可写可不写，写了也不一定发表；第二，毛主席说我的缺点是不爱说反帝反封建的话，……第三，毛主席说，从这篇文章（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可以看出我是比以前接近实际了。”此外，毛主席并说“我的思想方法应该更新”，还给我讲了一段实践论。
不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梁漱溟的大名就在报刊上频频出现，他同胡适一样，是批判的靶子。但同时，他又是毛泽东颐年堂的常客之一，而且他还不时有书信呈进。现在看来，当年毛泽东是把梁漱溟作为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的代表进行耐心工作的。而梁漱溟这位被举港台某些人认为“当今唐吉诃德”的知识分子，却多少有点以“国师”自居的劲头。他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刘小奇提出：建设新中国，必须认识老中国，我可以帮助你们认识旧中国。他建议成立相应机构的事，周恩来曾要他提具体方案。毛泽东的国学根底极深，对旧中国有透彻了解，他不理会梁的建议，并直言告诉他“不同意成立文化研究所”。“文革”之后，梁先生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大概就是他20世纪50年代初设想的那个相应机构。
由于毛泽东、梁漱溟太熟了，交往太多了，在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没有把毛泽东看成国家领袖，不顾九五之尊，当众与之冲撞，两个发生激烈的甚至粗暴的论战，而至感情失和。自此后，他们再没见过面，更没有朋友式的交谈，颐年堂不再见梁漱溟的身影。但是，彼此没有相忘，也可谓“不思量、自难忘”。毛泽东早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就认识了梁漱溟，那时梁漱溟去杨怀忠先生家拜访请教，成为杨老先生的忘年交。而毛泽东作为杨昌济先生未来的女婿，正住在杨家，梁先生来时，毛泽东临时当“门童”，开门接待。1938年梁先生到延安时，毛泽东向他讲述了这段前缘。梁漱溟在毛泽东逝世5年之后的1981年12月，在香港《百姓》上发表《试说毛泽东晚年许多过错的根源》一文中还说：“从建党、建军、建国以来的毛泽东其一生功大于过，这是不争之论。他的过错多在晚年，亦是众目共睹的。”而过错的“根源”，“就是他既在思想言论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更以不可抗拒的权威厉行之，以致造成不少灾难和罪恶，令人痛心，长叹息！”
人无完人 毛思念梁
1957年春天，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些蚂蚁出洞”。他估计这些“蚂蚁”中必有梁漱溟，因而他对省市委书记们说，梁漱溟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社会上也有人估计梁先生对毛泽东有一肚子的牢骚，极力挑动他“鸣放”。但在那“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大鸣大放中，梁漱溟不仅纹丝不动，反而失声痛哭，搞得采访他的记者不知所措。梁认为自己1953年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不顾主席情面，当众顶撞，逼得他言语失控，无法宽恕。1977年“毛选”第五卷出版时，梁给统战部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提到1953年“冒犯毛主席、无可原恕，事过20余年每一念及，负疚于衷，今日只有敬领训斥，好好学习……”。1957年政治风波中梁漱溟的表现，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自此后，毛泽东再没有指名道姓批判过梁先生。到了晚年毛泽东也未能忘却梁漱溟。1975年国庆，有一批“文革”中被打倒“靠边站”的老干部、老教授、民主人士出席了国宴，有关方面将他们的雀跃之情简报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金无足亦，人无完人。如周扬、夏衍、章乃器、梁漱溟参加就更好了。如鲁迅还在，他也不会同意把夏衍、周扬关这么久”。毛泽东以“人无完人”的视角体谅和思念梁先生这位老朋友。
1964年、1974年和1978年，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学习小组上受到三次批判。到了1980年，主持政协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刘澜涛，提请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对这三次批判认真研究，“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哪些批判得对，哪些批判得不对，应该清楚”。当年11月，统战部研究室致信刘澜涛，认为：一、梁的三次发言内容都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毛主席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扣上这些帽子是错误的；二、梁的言论中有不少好的见解，切中时弊，但都被作为反动言论批了；三、梁的言论中也有些错误观点，这些观点是在学习会上公开提出的，本来应该通过学习、讨论来解决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的意见都正确。有错误观点允许保留，不能压服。由此可见，到20世纪80年代初，对梁漱溟的评价已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