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今年的业绩有望大幅提高，每股收益比去年将有大幅增长。”这是日前某证券研究机构对中信证券公司全年经营业绩的粗略预测，该机构分析：“按照规定，长江电力的承销费用达到1.5个亿，中信证券作为长江电力的主承销商，其分得的“蛋糕”预计就将近一亿！从中信证券中报来看，今年中期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仅有2.9亿，每股收益0.06元，如果按照这个比例计算，长江电力近一个亿的承销费有望对中信证券的年终业绩贡献34%的提升。此外，中信证券还担任了中原高速和三峡债券的主承销商，其中，前者的筹资额是17亿元，后者50亿元，一般来说债券的承销费用多过股票，单单这两家的承销就可以令中信证券增加近1亿元的收入。总共三项加起来有近两亿元入账。”
　　在证券业几乎全军覆没的境况下，中信证券竟能实现业绩增长，这确实令人惊异。当然上述判断是在未考虑到下半年经纪业务可能带来的亏损的前提下做出的，但即便是如此，在证券经纪业务全面滑坡的市场条件下，这样的收益入账也足以令中信证券傲视群雄了。彰显出差异化经营的独特魅力。
　　更为独特的是，中信证券投行业务的总掌柜是一位外籍人士。德地立人，这个50岁左右的日本人，曾经先后在华尔街、东京、香港和新加坡等地证券市场有着22年的从业经历，目前的职务是副总经理兼企业融资委员会主任。
　　在中国投行领域已有所建树的中信证券，聘请一位来自海外的经理人，足见其高层的雄心。据了解内幕的人士称，国际化是中信公司的未来发展战略，中信证券很早就有请外籍高管的打算，目的是使自己的管理水平上一个台阶。
　　“然而选择什么样的专家，却颇费思量，首先这个人要熟悉国际市场，其次是熟悉中国的发展现状。”
　　德地立人的条件合适：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中国度过，中小学在中国受教育，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中国的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有亲身经历。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新加坡工作过，有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经验。
　　“我们请外援的目的不是看外来的和尚会不会念经，重要的意义是要逼着大家念好经，起到一个示范作用。”中信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吕哲权这样介绍。
德地立人上任后，即对中信证券的投行业务参照国际经验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整合，提出力争大型国企项目的战略。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德地立人向记者表达了对中国证券市场未来发展的信心。他认为，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其实是计划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这应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德地立人认为，经过了十几年的扩张式的发展，中国这个拥有近1300家上市公司和3000万投资者的新兴市场，基础已非常雄厚，它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开放的过程中有效的发挥了促进和引导的作用，在未来将成为中国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核心要素。然而市场发展速度越快，对开放的要求就越强，风险和社会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是任何新兴市场无法回避的矛盾。他认为，当务之急应是尽快实现金融体系和法律规范的调整与再造，为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近期，在北京京城大厦的办公室，记者拜会了中信证券副总裁德地立人，请他谈谈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一些问题的看法。
　　记者：在中国做投行业务与在其他国家区别大吗？
　　德地立人：本质上说没有什么区别。企业要发展需要资金，投资者需要投资来赚钱，我们这些做中间人的为他们牵线搭桥，收取佣金。投行业务其实就这么简单，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中国目前处在“新兴加转轨”的历史环境中，自然有它非常独特的地方。其实大体上是一致的，差别体现在细节上。
　　在这里，政府的管辖的范围显然比其他市场要大，无论是对市场，还是对券商对上市公司，政府的控制力都要大的多，因此这个市场的自由度要差一些。其实这也完全可以理解，“新兴加转轨”毕竟是个独特的历史阶段，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的，这与日本、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的路径完全不同，几乎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在这个时期任何一个新事物，都可能对市场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在风险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情况下，当局自然不会贸然行事。这可能也与我们东方的文化传统有关。
　　自由发挥的余地小了，在具体项目的操作手段上自然比其他市场要单薄一些，当然也将因此而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一方面竞争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自由发挥余地不足，这也是近两年同行们普遍抱怨生意难做的原因。
　　资本市场是离钱最近的地方，历来是地方利益、团体利益、部门利益激烈角逐的场所，这在转轨时期就更加明显了。投行业务涉及方方面面，有些问题确实很棘手，压力也很大，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会轻松。
　　除此之外，中国文化中人情味是很浓的，因此，在中国做投行，人脉也是不可忽视的，你必须努力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尽管它并不是成败的因素，但是在事物发展到了关键时刻，良好的人脉常常能够起到微妙的作用。
　　记者：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的投行业务在具体操作上，技术性会差一些？
　　德地立人：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的回答。国外尤其是美国的资本市场上经常会上演一些很经典的案例，这与他们的市场基础有很大的关系，在那里市场成熟、规则完善而明确。这给了投行以较大的回旋余地，操作手法也可以灵活多变，但在技术水平上，实际没有太大的分别。中国的资本市场真正开始发展总共也没有几年的时间，大的项目并不很多，再加上国内的投行业务刚刚起步，经验可能也稍差了一些。
　　技术性其实是根据实际业务来的，项目大、复杂程度高，技术难度自然也会高些。技术不是目的，证券公司追求的是给客户以恰当的、满意的服务。早先，我们市场的投行业务多以IPO（首次公募）为主，后来配股项目增多了，逐渐地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业务，如可转债、增发、公司债等等。不难看出，这是个随着对市场认知的加深而逐步放松部分管制的过程，制度有限制，与之相关的创新便不具操作性。
　　现在的投行业务已经不像从前了，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也就是沪指从2000下来之后，曾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因承销失败而被深深套牢的例子，承销不败的神化被打破了。而与此同时，中石化、联通、招商银行这样的大型的蓝筹股又能顺利登陆，反映出市场的承接力和复杂性都已空前的加大，这给证券公司的投行业务带来巨大的挑战。随着市场的发展，包括承销在内各项业务的难度和风险，都在变得越来越大，这些都逼迫着投行不断的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项目的运作能力。
　　证券业基本上是一个年轻人的行业，这与其他行业有很大的不同，在这里，一些重要岗位上担任要职的几乎都是年轻人，他们有朝气有活力，很容易去吸收新鲜的事物，而且那些从海外留学回来的人，发挥力量相对要容易的多，因此，中国证券界在追赶世界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方面还是很快的。事实上，近两年国内同行在许多项目上的运作确实很有水准。尽管与欧美等发达的资本市场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但知识技能方面欠缺的并不多，所差的只是市场的成熟与法规的完善，以及更多的灵活性。
　　记者：我注意到您的名片上有“企业融资委员会”字样，这在其他的券商里好像很少见到，能谈谈它的具体作用吗？
　　德地立人：这个部门主要作用是让中信证券能更好的服务于企业。要想搞好投行业务，你必须要深入了解他们的行业，了解他们的需要，甚至了解到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需要。要做到这一点，靠过去的那种管理架构肯定不行，那种股票融资是股票，债券是债券，研发是研发，彼此分离、缺少沟通，无法提供更加完整的服务。于是中信证券就想重新搭建一个平台，将公司传统的投行业务进行整合，这个部门就诞生了，这个部门在业务上统管投资银行部、债券承销部、债券销售交易部、资本市场部、并购部和运营部等六大部门，将企业并购、股票、债券业务有机的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平台向企业提供服务，这样我们做的每一个项目，都会有投行人员、并购人员、研发人员的紧密配合，以保证给客户提供全面的、到位的、一条龙的、长期的服务。
　　在国内，目前只有中金公司与我们有着相似的架构，但是我相信不久以后，相当多的证券公司会陆陆续续的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这个模式也是海外同行较多采取的模式。
　　记者：这是不是就是中信证券的大型企业为中心的业务方针的体现？
　　德地立人：是的，中信证券总体上来讲，还是个相对年轻的券商，所以我们希望尽量能把自己的市场定位做得高一点，也就是说着力去做一些大的项目，国内的，甚至是国外的。这有点类似于中金公司的道路，我们希望未来能同国际投行竞争。比如说，将来一旦允许海外券商做内地的承销业务，那些大型的、跨境的项目很可能就被高盛、美林、野村这样国际一流公司包揽了，对上市公司来说，海外发股用的就是这些机构，如今他能在国内做，我请他岂不更节省成本，沟通会更容易。做大项目、做国际项目，中信公司具备这样的实力，我们全部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
　　你注意观察就会发现，中国的上市公司通常会频繁更换投行，发行上市是找一家，之后财务顾问又换一家，增发或配股的时候再换一家，并不是说上市公司对投行不忠诚，而是我们投行的服务没做到位。这里很大的问题产生于管理架构上，各个部门之间缺少紧密的配合，你怎么可能提供全套的服务呢？你又靠什么去争取大客户呢？
　　目前许多海外证券公司一直虎视耽耽，想挤入这个新兴市场，如果真的放开国门的话竞争就更厉害了。
　　记者：大家都在反映这几年投行业务很难做，您怎么看？
　　德地立人：的确如此。从承销业务来看，今年上半年，总金额才315个亿，只相当于去年同期的一半左右，而去年已经下降很多了。债券上总共发了100个亿，主要是公司债，参与承销的券商也不过就30来家，其中主承销的仅五六家，局面是相当严峻的。
　　其实不光是投行业务，券商的各项业务都很艰难。
　　一方面经纪业务收入锐减，另一方面，市场低迷，投资者热情不高，新股发行数量大幅减少。投行业务中利润最大的就是承销，自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像一些与企业并购密切相关的业务如资产证券化、风险投资等等，在海外的数额比例是非常大的，但在我们这里还不允许开展，证券公司目前确实处境艰难。
　　两年来股指一落千丈，目前只有1420点不到，而且在市场已经很低迷的时候，佣金管制放开了，这是个不太明智的做法，日本当年就是这样，以为在这样的时候，降低佣金成本会带来交易量的提高，结果却适得其反。其实多数情况下，佣金成本的降低对于投资决策只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刺激作用，但前提是他确实想投资，少掉了这个前提，佣金再怎么低廉也无济于事。然而佣金自由化给券商的冲击却是灾难性的。市场不好，收入已经少的可怜了，你又放开竞争，无异于雪上加霜。美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1975年实行佣金自由化时，市场恰恰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甚至是缓慢攀升的时期，这种情况下降低佣金尤其是降低机构投资者的交易佣金，有效的调动了机构投资者入市的积极性，对股市的活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的时机却不是很好。
　　（文章其它部分请参看当期《经济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