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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国际化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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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国际化尝试

国际化,对每一个中国电影人都是一种巨大的诱惑,电影制作者因此而获得了一种想象中的世界性声誉和地位,最终使影片获得国际、国内市场的经济效益,建立起来的投资信任度让他们能够得以从事电影再生产。中国电影正在探索着一条企业化和市场化的道路。在这个阵营中,李安、吴宇森们充当着先锋角色,他们在好莱坞的冲锋陷阵已经取得了进球制胜的阶段性成果;张艺谋、陈凯歌坐镇中场,从早期参加国际电影节频频获奖到追求大制作、高票房,力求融入“主流”氛围;贾樟柯、张元、徐静蕾这些原先的替补队员,不拘形式各显才能,似乎能走得更远;中国电影的国际化通道会不会就此开始通畅?
吴宇森
好莱坞号召力
从香港到好莱坞,从《英雄本色》到《变脸》、《碟中谍Ⅱ》,吴宇森是极个别在好莱坞站住了脚并拥有了自己话语权的导演,在好莱坞这个绝对强势的电影制作基地里,作为第一位在好莱坞执导大片的亚洲导演,吴宇森以创纪录的票房成绩建立了一个大牌导演的号召力和信任感,
吴宇森的成功绝对不会只属于他一个人,他为华语电影走向世界开创了一片天地。说起当时到好莱坞发展的目的,只是“想再多学一点东西”和“换一个环境工作,多一点时间给家里人”。
早在10年前,吴宇森就想拍《三国演义》,但总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现在的《赤壁大战》终于能够实现他拍一部国际化的中国电影梦想了。

成龙
归去归来
作为继李小龙之后功夫片的领袖人物,成龙的喜剧武打风格自成一派,在创作了一系列的经典作品后,成龙敲开了好莱坞的大门。10年间,虽然成龙骄傲地在星光大道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接拍的电影数量也不少,但惨淡的票房让他最终只能回到中国,因为这里他才能如鱼得水,自由发挥。这条龙本想以自己的拳脚功夫去征服好莱坞,结果却被好莱坞征服。

章子怡
跳棋人生的答案
她抓住每一个踏上红地毯的时机,也决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进军世界的机会……在章子怡巨大的名利感召下,中国电影人看到了一个事实:要想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就要显示你的野心。是这种力量使她从北京开始红遍世界吗?《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纯情少女似乎仍意犹在耳,不得不承认她已实现了惊人的成功。

贾樟柯
摸着石头过河
贾樟柯说,电影是旅行的艺术,一定要让电影在全世界走一圈,才知道它的好坏。他的精明之处还在于他善于看清自己,他说亚洲电影在欧洲和美洲其实是一道甜点,并非主流。只有摆正了这个位置,才能清楚到底要做什么。目前亚洲电影在国际市场上境况不好,也许是因为十几年如一的习惯性输出使然,也许是老外看多了有些反胃,要换换胃口。  

陈凯歌
理想前行
陈凯歌并不认为在好莱坞做电影就是中国电影国际化的某种标志,他说自己仅仅因为好奇看自己能不能在美国工作而接拍了《温柔地杀我》,影片的不成功并没有妨碍他从好莱坞学习到了如何系统地操作一部电影的经验,在那之后,我们发现陈凯歌有了明显的改变,他开始主动地为影片做宣传,把它介绍、推广给观众。但有些东西是改变不了的,比如他电影中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审美理想,这正是陈凯歌独创的电影风格,也是他最受争议的地方。在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理想主义者陈凯歌似乎失去了自己的准星,他还能重温《黄土地》、《霸王别姬》时代的辉煌吗?

张元
看上去很美
参加过这么多届电影节,也做过评委,张元感觉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很有位置。“一个电影节如果没有中国电影那就感觉像是缺了什么,中国电影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不仅大陆、香港、台湾,还有国外生活的华裔导演比如李安,他们国际上渐渐都有了自己的位置。” 《英雄》、《无极》,所谓的大片,都是多国合作的结果,他的新片《看上去很美》也是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国家电影制片厂、Downtown picture联合制作的,剪辑师和作曲都是欧洲人,在张元看来,其实大家很容易在一起协同工作,把一个东西做到最美的极致。
在张元的眼里,中国文化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性,放映的时候有与生俱来的优美。梵高看了东方艺术尤其是日本浮世绘以后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画画了,卓别林在看了梅兰芳的戏剧之后觉得自己的独角戏没法看了。“千万别看轻自己,没有什么低于别人的,越有自己的特点才越是自己的东西。”

国际化语境下的
中国电影
在自述《十年一觉电影梦》里,李安回忆起了1993年。
那一年的柏林电影节上,李安的《喜宴》和谢飞的《香魂女》同时获得金熊奖。
有趣的是,这个奖在当年并没有让两地电影人感到为华人争取荣誉的温馨,
反而带来了两地电影人明里暗里的较劲。
尤为有趣的是,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
《卧虎藏龙》竟然在两岸三地的通力合作下完成,
成为华语电影中第一部真正进入美国主流市场的影片。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英雄》、《十面
埋伏》、《无极》和《卧虎藏龙》
之间的关系,《卧虎藏龙》的成功让整个华语圈看到了进入美国主流市场的可能性,从《英雄》到《功夫》、甚至到《霍元甲》,都不过是《卧虎藏龙》中元素的重新包装组合。可以说,正是《卧虎藏龙》掀起了中国电影自2001年至今的“大片潮流”。
  
第一次高潮
当然,“大片潮流”并不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国际化尝试。按照电影导演谢飞的说法,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后期,中国电影的国际化就已经成为中国影坛和电影理论界关注的话题。标志就是《黄土地》、《红高粱》在国际电影节获奖,引起了国际电影界的注意,在90年代初期曾经达到辉煌的顶点。1992、1993年,《秋菊打官司》在威尼斯电影节得了大奖,《香魂女》在柏林电影节得了大奖:“就像一个国家的足球队一下把世界杯、世锦赛拿了奖一样。”谢飞曾这样形容。
李安和谢飞在1993年的相逢,正赶上中国第一次国际化尝试的尾声。
两次国际化尝试的背景和表现方式都不尽相同。从80年代后期开始到9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的这一次国际化的政治背景是中国的“文革”结束,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西方对中国抱有一种“看东方”式的好奇心态,贝尔托鲁奇的《末代皇帝》、中法合拍的《花轿泪》等进一步满足并吊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兴趣。与此同时,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们在北京电影学院里第一次接触到了巴赞、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中国电影造型语言的落后刺激了他们对西方的学习心态。东西方的要求巧妙相逢了。中国导演主动采取了反好莱坞模式的艺术电影范型。对中国电影人来说,这是他们“补课”的成果,而对西方人来说,黄土地、激情四射又充满原始野性的偷情男女、精巧宫殿里变态的太监、SM式训练模式下的戏班师徒弟,正符合他们从马戛尔尼回忆录中、从尤瑟纳尔的小说里读到的东方意象。
此外,像赵季平的电影音乐那样基本模式化的对中国民间民族音乐的使用,对中国造型艺术美学传统的强化等,这种与主流好莱坞电影迥然不同的电影风格,几乎是恰到好处地为欧美主流电影提供了一种复调、一种背景。中国大陆电影也利用“世界”这一多元需要,寻找到了走向世界的艺术策略。

第六代,存在即合理
90年代后期,第五代们逐渐遇到了“玻璃天花板”的困境。他们发现,他们永远无法进入西方的主流电影院,而这显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结果。如洪晃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80年代时陈凯歌已经来到美国,但发现自己融不入美国的主流生活圈子,于是他选择了回国。洪晃那样描述:“80年代,好莱坞还是非常主流的时代,没有像现在这样能够主动地汲取边缘的、外国的资源。”所以一直到90年代中后期,第五代的国际化尝试最大的作用是,为中国大陆艺术电影的海外生存提供了一个缝隙。
90年代中后期是第六代纷纷走入地下的年代。像王小帅多次强调的那样,第六代一毕业,就发现像第五代的道路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可能再走。正式渠道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是条太漫长的道路,王小帅在福建写了5个剧本,无一投拍,第六代人开始像张元一样制作独立电影。第六代电影和政治的关系,毋宁说是他们与海外资本的关系。第六代和所谓的“后第六代”的国际生存模式非常相似:在国内生存空间被压缩的情况,通过在华的经纪人,参加海外电影节,依靠海外资金的扶植,进入海外的艺术影院。张元制作电影拿的是法国南特电影基金会的基金,法国南特电影基金的宗旨是扶植各国有特色的导演,给非好莱坞模式的导演以生存空间。正如张元所说;“如果说有政治的话,那也是对抗好莱坞的政治。”而贾樟柯的第一个拿去参加海外电影节的短片《小山回家》,是由他的香港同学用书包背出海关的。电影节对贾樟柯的帮助是让他拿到了北野武赞助青年导演的基金。
贾樟柯说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我们这一代电影人和第五代不同。我们可以直接用英语和海外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沟通中国和海外的经纪人和制片人。事实上,这一直是中国电影中缺失的角色,而在每一个以海外艺术市场为生存策略的中国电影人背后,都能看到这样的人的存在,张扬的合作伙伴罗异就承担了这样的角色。张扬最新的电影《向日葵》在国内的票房只有十余万元,但早在2003年《向日葵》拍摄过程中,罗异就已经将《向日葵》的海外发行权卖出,拿回了成本。
东方的新鲜力量
事实是,在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进程中,制片人概念的引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说90年代的合拍浪潮中,香港的徐枫对《霸王别姬》的把握和她对陈凯歌的引导成就了《霸王别姬》在艺术和商业上的双赢。江志强和徐立功则才是那个真正开拓了华语电影在美国主流市场空间的人。
在1995年拍摄《理智与情感》之前,李安在电影上的定位和所有的华人导演没有两样:“在台湾地区和亚洲走大众主流市场,在欧美走艺术院线。”《卧虎藏龙》的指向性非常明确:打开美国的主流院线。《卧虎藏龙》有一套周密精细的营销计划系统:它集中了大中华区两岸三地的人力物力,版权预售给了全球不同地区的最大发行商,北美地区是新力古典、亚洲地区是哥伦比亚亚洲部、法国地区则是法国华纳。宣传发行方面,则完全以奥斯卡为目标时间进行倒计时部署。制订、实施推广这个计划的,正是徐立功和江志强。而在之后的《英雄》、《十面埋伏》甚至《霍元甲》的班底中,江志强都是事实上的策划者和制片人。
江志强1986年已经尝试在大陆开办多厅影院。江志强对中国电影走向国际最大的贡献,在于从《卧虎藏龙》开始,创造了一套适合华语电影的行之有效资本运作和票房回收模式:以独立电影公司为依托,将剧本、演员合约、发行合约都准备好,预售合约辅以保险公司的“完片保证”向银行融资。这种方式令无法进入好莱坞“大联盟”的华语电影既能以独立电影身份进入发行系统,又能保持一定的招牌式的民族特色。正是从他开始,中国电影才真正进入全球商业电影的竞技场。
《卧虎藏龙》的成功,一下子让中国电影在美国从“次文化”进入了“主流文化”。除了有效的商业模式,也是大环境使然。1997年前后,以吴宇森、成龙为代表的香港电影人大举迁往好莱坞,虽然大部分人最终的只能做幕后工作或者拍B级片,但却拓展了武侠片的影响力。正如李安说:“1999年拍摄《卧虎藏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有一股风在东西之间酝酿。制片人江志强对我说,假如武侠片风云再起,同时吹往西方,对国片是好是坏? 因为当时不仅我们在做,香港电影人正准备大举西进,西方人也开始套招吊钢丝。1998年的《黑客帝国》、2000年《霹雳娇娃》都受到东方武术以及电影感、甚至情感的表达的影响。”而同时,好莱坞“大联盟”开始大量需求东方新鲜力量的进入。
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电影在西方商业市场上的边缘性依然是不争的事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困扰中国电影人的“伪民族性”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西方社会的观众对于中国的真正的民族文化、民族现实乃至民族电影依然相当隔膜。显然,中国电影真正走向国际商业时代还要一段时间。

董平:
便是在投资拍摄了《卧虎藏龙》、《荆轲刺秦王》、《鬼子来了》、《没完没了》、《我爱你》和《漂亮妈妈》等一系列国内甚至世界顶级电影之后,保利华亿总裁董平依然快乐地以商人自居。事实上,准确而清晰的定位正是这位中国影视大鳄得以纵横江湖的原因之一。
出生在内蒙古包头的董平12岁返城回到北京,大学时在首都师范学院研修音乐,之后曾经就职于燕山石化,还做过6年的国际贸易,最终在影视圈这个战场令自己扬名立腕。如今,将近10年的光景已过,春去春又回,众多的影视制作公司也如同过江之鲫,一度浩浩荡荡,却终于一去不回头。
“不平坦的中国民营电影发展之路充满艰辛风险,华亿能坚持到今天,是因为我们坚持了国际化电影品质的制作理念,这使得华亿电影在产业资本的运作中能够获得有效的持续发展的品质,”董平如是说。就如同准确的定位一样,国际化的理念就如同是一把刀子,为他和他的团队劈开了一条生存之路。
2002年,美籍华人导演李安执导,周润发、杨紫琼、章子怡等主演的《卧虎藏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4项大奖,全球票房达2.05亿美元,其投资仅1500万美元,这其中就有董平的100万美元。尽管这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从业者在国际化之路上迈出的相当重要的一步,但回忆对于董平来说,除了欣喜也有淡淡的苦涩。
当初这部由美国哥伦比亚投资的影片为了在中国取景而寻求合拍伙伴,中方只要投入500万美元就可以共享全球分账这一模式,但当时参与投资的董平领衔的北大华亿和另一民营企业华谊兄弟只筹集到100万美元。“当时,融资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对那时的政策把握也有所偏差。”董平事后表示。而最终,《卧虎藏龙》在美国狂揽1.8亿美元票房,对此董平也只能望洋兴叹。
毋庸置疑,与《卧虎藏龙》的国际化合作让仍处于探索之中的董平大开眼界。最让他感到吃惊的是,作为影片的中方投资人他千辛万苦拉来了投资,而外方则用的是法国银行的贷款、美国保险公司的保险,同时又有索尼哥伦比亚这样的大公司买。在以品牌为信誉的前提下,这种“空手道”的运作手法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
如果说与《卧虎藏龙》的合作还是项目式的、半公开半地下的状态,是一次尝试的话;那么影片《绿茶》的发行就完全是一次主动出击了。董平早就意识到,中国电影业要向海外市场进军,除了国际化的电影语言外,更要汲取国外在发行和宣传上的经验。而由张元导演,姜文、赵薇主演的《绿茶》就是中国电影进军海外的一次完美风暴。
而现在,另外一个机会又摆在了董平的面前——吴宇森执导的《赤壁之战》,保利华亿将为这部被认为有可能是中国最贵的电影投资4亿元人民币以上!“这可是一个中国大型电影公司10年的投资成本呀,”董平介绍说。
事实上,董平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对于一直同时坚持电影的民族化、国际化的保利华亿来说,吴宇森的东西方文化双重背景无疑是对自己发展方向的一个最好诠释。而《赤壁之战》这样一个充满了悬念和艺术张力的题材也为董平的选择加上了重重的砝码。
从市场反馈来看,尽管《赤壁之战》还处于紧张的前期准备阶段,但其海外版权已完成了80%的预售工作。其中日本的版权预售高达1亿多元人民币,一举超过《夜宴》而创下了华语电影在日本预售的最高版权收入。
2007年的贺岁片档,2008年的奥斯卡角逐,点滴细节都可以看出董平在国际化道路上的沉稳与从容不迫。而计划中套拍的60集电视剧《火烧赤壁》更显示出了他的娴熟与精明。
从当初的懵懂无知到后来的牛刀小试,再到今天的一过千帆,董平和保利华亿用几年的时间学到了海外电影运作数十年摸索出来的一套成形而且成功的运作之路,而他又通过这样的运作将华语影片中的佼佼者送到了海外观众的眼前。董平,无疑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国际化道路的旗手之一。

张伟平:
我为什么
不跟好莱坞合作

关于张伟平究竟给张艺谋的电影事
业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电影圈
至今没有答案。2005年中国电影100年,百年票房排行榜上前两名是《英雄》和《十面埋伏》。从1988年《红高粱》的“金熊奖”让中国电影第一次赢得了世界认可,到新世纪的大片之路,张艺谋完成了从要“拿奖”到要“票房”的历史性转身,《英雄》正是这条评说尚早的道路的起点。2002年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的《英雄》更像是一个宣言,从张伟平的视角解读,张艺谋从此实现了从为“专家拍片”到为“观众拍片”的轨道转换。《英雄》在海外市场取得的响亮成功,无疑是这场变革中一个有力的注脚。张伟平至今对一个细节念念不忘,2005年,在墨尔本、在伦敦、在温哥华,张伟平不止一次地看到,家电商场里一整面电视墙展示色彩的样片放的是《英雄》,李连杰和甄子丹对剑,剑穿水滴的画面。张伟平说:“在我看来,这比在国外拿奖还有意义。因为,得奖不等于走向世界。”
《英雄》何以在北美市场取得连续两周票房冠军的突出成绩?当年的发行方米拉迈克斯为什么雪藏这部电影?既然《英雄》取得了北美票房成功,为何中美双方此后难再合作?中美电影工业在《英雄》的对接中呈现出怎样的裂缝?作为中国最具世界声誉的导演,张艺谋究竟对北美市场产生过怎样的票房号召力,这种号召力的作用机制和商业模式如何通过美国电影工业实现利润?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至今所知甚少。
Tide: 2001年3月18日,《卧虎藏龙》北美票房突破1亿美元后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卖座的外语片,所以八大制片公司都很看好《英雄》。《英雄》完成后,华纳和索尼经典都曾经表示过发行意向。为什么是米拉迈克斯最后得到了《英雄》的北美放映权?
张伟平:米拉迈克斯当时的老板哈瑞是李连杰的好朋友,我第一次认识他也是通过李连杰。那是在2002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李连杰介绍我们认识时说:“这是哈瑞,好莱坞的皇帝。”后来哈瑞为了拿到《英雄》的放映权,天天去李连杰家里找他,他们都住在比弗利山,李连杰后来就成了哈瑞的说客。《宇宙通缉令》当时在北美市场成绩并不理想,哈瑞找到李连杰说,我跟你签三部电影,片酬和《英雄》一样。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聘我当米拉迈克斯的亚洲区总裁,还答应先把100万美元存进我的账户。哈瑞说:“所有给《英雄》开价的,我一定开得比他们高。”
Tide:你怎么理解哈瑞对《英雄》花这么大力气?米拉迈克斯一直以发行独立电影和外语片作为核心竞争力,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张艺谋的《菊豆》、周防正行的《谈谈情,跳跳舞》和宫崎骏的《幽灵公主》都是他们的成功发行案例,这是他们对《英雄》势在必得的原因吗?
张伟平: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米拉迈克斯想力保自己投资的两部大片《纽约黑帮》和《芝加哥》,这两部电影的投资都有2亿美金,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一定要全力确保其他片子对这两部电影的干扰最小,如果《英雄》被其他公司拿到,很可能会成为当年圣诞档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所以哈瑞靠着李连杰的关系,一定要把《英雄》拿下。
Tide:多数观点也认为这两部大片也正是《英雄》被雪藏的原因。
张伟平:这是可以理解的。两个是他自己的亲孩子,另一个是他从孤儿院领养来的,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挨打。
Tide:所以《英雄》在美国档期的安排是通盘考虑美国电影市场需求规律和制片公司自身商业利益后的商业决策。中国电影去了好莱坞只能按照好莱坞的游戏规则运作。
张伟平:档期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跟好莱坞合作,好莱坞投资人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一定要按投资比例行使权力。
Tide:具体包括哪些权力?
张伟平:比如随时换导演,用他们的投资拍电影,张艺谋就不是最大了,他们随时有权改变一部电影的初衷。还有剪片子的权力。
Tide:《英雄》发行权卖给他们以后片子也重新剪辑了?
张伟平:他们自己找了剪辑师。不断拿出似是而非的版本给艺谋看,剪了几版,我们都很不满。
Tide:剪辑版本一直没有达成共识也是《英雄》被雪藏的原因?
张伟平:重要原因。在他们剪的版本中,李连杰是故事的主线,完全改变了原来的结构。他们设计的海报也只突出了李连杰一个人,其他人物都隐去了。哈瑞说得很清楚,《英雄》我就是要卖李连杰。
Tide:其他人都比不上李连杰的市场号召力吗?
张伟平:张曼玉和梁朝伟的戏都快剪没了。但这点上我们最后还是坚持了。不过到底还是在剪辑上不爽,所以在钱上也不爽。后来我的海外市场合作伙伴江志强专门飞到纽约找哈瑞,他是《卧虎藏龙》的制片人,到了机场给哈瑞打电话,哈瑞说:“对不起,我因为私人原因去洛杉矶了。”
Tide:在你印象里,哈瑞这个美国电影公司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伟平:米拉迈克斯是他们两兄弟一手创办的,就是美国的民营企业。索尼经典和华纳公司作决策需要所有董事签字表态,但他们都很忙,经常不在美国,所以这些公司作决策最快两周,有时可能要两个月。但米拉迈克斯不用,哈瑞说了算,效率很高。奥斯卡颁奖前,哈瑞能用他的私人飞机把80%的评委都接到加州度周末,这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
Tide:《纽约时报》说,米拉迈克斯当时将《英雄》雪藏一年,后来还是迫于母公司迪斯尼的压力不得不提早上映,原因据称迪斯尼在香港的项目遭到了来自中国官方的压力。
张伟平:这件事情最后的解决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也只能这样做。好莱坞能把电影做成工业,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但我们也必须要有文化安全意识。今天的台湾电影业是好莱坞拿大头,80%的票房分成都被他们拿走了。但我们不会。在这个意义上,《英雄》至少实现了中国电影阵地的拓展,我们没有失守。
Tide:《英雄》以后还跟哈瑞有来往吗?
张伟平:哈瑞每次去欧洲参加电影节的时候都一直想找我吃饭。他总说,现在应该能原谅我了吧。我想,《英雄》在北美市场的成功对于他们可能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Tide:你怎样总结《英雄》留给我们的与好莱坞抗衡的经验?
张伟平:我们不可能投资2亿美金拍一部电影。我们在资金和剧本上都不占优势。我们的优势就是祖宗五千年的文化。《十面埋伏》里的牡丹坊那场戏征服了好莱坞的八大公司,在《英雄》里是书法、剑术和棋术。好莱坞之所以愿意与我们合作,是因为《英雄》让他们尝到了甜头。有一年我出国过海关,身边没翻译,不知道对方问我什么,我就拿出名片,指了指背面的《英雄》的海报,告诉他我是Producer,对方当时就乐呵呵地放行了。《英雄》已经可以在海关当通行证了。也是《英雄》第一次让我知道了中国电影走出去是什么感觉。这一次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我想好莱坞也都在关注,《英雄》之后,艺谋还有什么绝活?我只想说,这次的剧本的确让我们很兴奋!
王中磊:
中国电影国际化的
N重尺度
“国际化是个大帽子,用来扣中国电影这么一个同样范畴极大的东西,谁也没法做出是与不是、对与不对的二选一的回答。”对于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这么一个庞大的命题,王中磊的回答很干脆。这位明星“梦工厂”华谊兄弟的创办人之一,直言不讳、一针见血,一开始就露出了他电影大亨、精明的生意人、有性情的文化人的本质。

国际化的标准是什么?
王中磊是中国最成功的民营电影公司的统帅,他和哥哥王中军创立的公司目前位居中国娱乐传媒业的第一名。 2005年1月,华谊兄弟参与投资的《功夫》和《天下无贼》国内票房收入分别突破了1.7亿元和1.2亿元,这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少见的超过1亿元票房的作品。参与投资的《可可西里》不但拿下了600万元票房收入,而且摘取了“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特别奖。2004年华谊兄弟4部影片的合计票房收入占到全国华语票房收入的33%。
国内辉煌的战绩却没有挡住人们对华谊兄弟公司国际化步伐的质疑。当同样占领国内电影半壁江山的张伟平新画面公司的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突飞猛进,作为华谊兄弟当家导演的冯小刚,却面临走不出国门的瓶颈一次次遭到质疑。
王中磊微笑着摇头并不同意。“国际化就是这么被国内喊出来的口号。要说迈步,早在2002年拍摄《大腕》的时候,华谊兄弟就提出了通过全球分账的模式,寻求与哥伦比亚的合作。”这个思路可谓超前,但前卫的观念为什么没有大幅度的动作?“后来和哥伦比亚的合作失败了。并不是说我们缩回来或者在进军国际的路上倒退了一步。之前我们已经和哥伦比亚合拍了6部戏,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华谊是它在大陆拍华语电影唯一选择,而我在国际市场上做发行,他也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但这种合作其实也是排他的。我们潜在的合作公司比如华纳、迪斯尼等都因此成了竞争对手。这么说来,与哥伦比亚合作的不成功,恰恰又让我站高了一个台阶。”
“你说国际化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是导演?有些华裔的导演,从一开始就在好莱坞发展,语言、文化都有优势,他们就算是国际化的导演?如果是电影?有些片子,在国外这个那个的电影节拿了奖,就能被称为国际化的片子? 如果是市场?国外公司打破头往中国市场挤,因为这里是他们国际市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是不是也能说在国内市场上胜出也是国际化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放弃这个已经打下的江山,去面对美国的八大公司,岂不是荒谬。” 王中磊显然很不屑于现在大家谈起中国电影言必国际化,不懂装懂的讨论氛围。“说什么资金、市场冲击是中国电影进军世界的阻力。我作为操作者怎么就没有这样的体会?”
为什么一定要在海外播放才是进军国际,中国电影已经在和好莱坞竞争了,而且战绩斐然。在这个审批制度严格,盗版猖獗,兼具艺术判断、商业意识和道德的导演、制片类人才极度匮乏的市场,如果你的电影能够站稳脚跟,那么可以说是还未出师,就已经是对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的某种程度的胜利。

国际化生存法则
从业足够丰富,有着超强执行能力的王中磊,其实最明白国际电影公司的规范,他执行的就是一套非常标准的好莱坞式的公司模式。
多元化的“华谊兄弟”,业务涵盖了影视、广告、建筑、汽车销售、制药、文化经纪、投资等诸多领域。为什么既拍电影,又卖BMW,分散资金呢?王中磊自有想法。这么做关系到一个品牌规模效益的问题。为什么国外的大公司,做了电影还要发唱片,做出版, 都是为了树立一个品牌的价值。“带来的好处是让别人觉得难做的东西到我手里就变得非常容易,就像电视剧,国内的电视剧赔钱的大有人在,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们不可能做出赔钱的戏。”
就拿华谊的另外一位老总王中军来说,因为常常一天工作三五个小时,被人批评好做甩手掌柜,工作风格有问题。王中磊反驳道,国外上规模的公司,都有非常专业的团队,老板根本就没必要插手。自己的公司得先学会这套标准而有效的管理方法,才能和他们竞争。
问起华谊兄弟和冯小刚的合作,有人说因为冯氏幽默和国际化之间的矛盾,为什么华谊坚持和冯小刚合作。王中磊很不以为然“ 一部片子好不好,导演是原因之一,投资方同样有责任,从最初选剧本、拍摄、后期制作、营销,最后出来的是一个团队的产品,不能把责任都推到一个人身上。”于是,在今年“十一”将会首映的《夜宴》,仍然由华谊投资,由未拍过古装片的冯小刚担任导演,选用国际性的演员阵容,来尝试打破冯氏影片走不出国门的僵局。在王氏两兄弟的领导下,华谊兄弟早就明白了好莱坞的生存法则。在国内开始走好莱坞的大制作风潮,大片反而风险小,2005年的两部重头戏《夜宴》和《墨攻》投资额分别为2000万美元和1600万美元。
此外,王氏兄弟对西方成熟电影营销理念驾轻就熟。他们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的细分市场,在电影中加入广告。电影是商品,它当然要寻求最大的价值化。在《手机》还未开拍之前,就已经找到了广告赞助商,把投入成本一下子收回了很多。《天下无贼》的十多家商业广告和电影内容的结合。公司还通过出售版权、DVD来争取国际市场,并利用信誉对单部影片进行融资以降低风险……凭着对行业的深刻理解,别人还在讨论是与否的时候,华谊兄弟执行的就是国际化的游戏法则,并且在危机重重的市场,如鱼得水。

贾樟柯:
我的电影像
外销型汾酒

德国电影评论家乌利希·格雷格尔曾称他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这样强烈的赞誉很容易使人将荣誉的主人想象成一个有着海明威式样伟岸体貌的人,而事实恰恰相反,贾樟柯身材瘦小,但那身体里的能量通过他的电影,通过地球上千百块银幕的释放,足以令世界刮目了。

如果开列贾樟柯电影在国际上的成
就,那将会是一份长长的获奖和
参展清单。从投资1万元的《小山回家》,到《小武》、《站台》、《任逍遥》,再到投资1200万元的《世界》,贾樟柯甚至已经将他的电影卖到了爱沙尼亚。

精明的艺术家
曾一度怀疑这些导演靠什么生存,难道国外获奖就能争取到拍片经费?一个在本国都不能上映的电影,在国外又能有多少人看,难道国外的投资者真的都是慈善家,为了千里万里之外的中国电影事业慷慨解囊,或者为了投资所谓的政治敏感题材满足猎奇心理?更有人把他们当成一群打着艺术幌子的行骗者,花着投资者的钱,只要最后在国外随便获个奖,便万事大吉了,至于影片赚钱与否,跟他们关系不大。
存在即是合理的,当贾樟柯一部一部地拍着他的电影,并且投资不断扩大,并且还开办起自己的公司,投资其他新人的电影的时候,一方面要佩服这个“老西儿”的精明,一方面也终于明白,贾樟柯的电影是赚钱的。
山西人能算计,会赚钱,自古精打细算的精明劲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从汾阳走出来的矿工的儿子——贾樟柯,这个初三到高三每天看录像,终于被《黄土地》开了窍想当导演的艺术青年,骨子里也流着“老西儿”的血液,也许正是这样的血液,让他天生能够比别人更好地经营自己的电影,经营自己的事业。
贾樟柯说,他们家乡产汾酒,在国内不如四川的五粮液等名酒出名和好卖,但汾酒却从1910年开始外销到蒙古、日本、俄罗斯、德国等很多国家,外销量占其总销量的90%。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贾樟柯的电影竟然和家乡的汾酒一样,成了外销型。
早期的很多作品在国内不能公映,贾樟柯也曾经是地下导演之一,拍片模式基本是国外投资、国内拍摄、国外参赛和卖片,国内只承担了生产环节,国内观众只能通过盗版才能欣赏到他们的作品,据说盗版的数目惊人,也培养了一大批铁杆FANS。

我的电影没赔过钱
“从《小武》开始,我摸着石头过河,磕磕绊绊,但我的电影从没赔过钱!”因为短片《小山回家》获1996年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故事片金奖,并在当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参展,贾樟柯获得了香港一家公司20万元的投资拍摄《小武》,《小武》在柏林获奖后,法国的版权卖了50万法郎,之后又以5万到10万美金不等的价格陆续卖给了其他一些国家,可以算是小本赚大钱了。现在,贾樟柯拍电影,片商看剧本就买片,贾樟柯电影和汾酒一样,是一个品牌。
贾樟柯说,外向型的性格对导演很重要。因为你必须和各色人等打交道,剧组内的不说了,还有投资方、片商以及各个电影节的评委们,要想经营好自己的电影,这些是不能少的。贾樟柯用到了“经营”这个词,显然,他不只把电影当作艺术,因为电影首先是一件商品,供人们娱乐的商品,艺术属于更深层次的范畴。
他以山西人的精明经营自己的电影,把电影卖到除中国以外的很多地方,《世界》1200万投资,光北美地区的发行权就卖了200万美元。当然不是每个地区都是卖这么高的价钱,贾樟柯很务实,俄罗斯片商慕名找上门,最后1万美元成交。他说:“眼光要放长远,每个国家情况不同,你赚钱也要让别人赚钱,如果只你赚别人都赔钱那就不叫生意了!”贾樟柯电影是一个品牌,这次1万,下次也许就是10万,如果不卖,1万都没有,是0。到目前为止,他的电影都是和北野武的公司和法国一家公司合作的,“我每年在各地要有大量的回顾展、作品展,如果版权东一个、西一个,那别人也很难跟你合作,当你想出作品集时,也是很麻烦的事情,现在这些都在我的掌握之中!”贾樟柯打了个比喻,就像现在的很多画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和固定的画廊代理,只有这样,才能有身价和市场。

让电影在全世界走一圈
贾樟柯说,电影是旅行的艺术,一定要让电影在全世界走一圈,才知道它的好坏。他的精明之处还在于他善于看清自己,他说亚洲电影在欧洲和美洲其实是一道甜点,并非主流。只有摆正了这个位置,才能清楚到底要做什么。目前亚洲电影在国际市场上境况不好,也许是因为十几年如一的习惯性输出使然,也许是老外看多了有些反胃,要换换胃口。也许这也是他以1万美元出售《世界》的俄罗斯版权的一个动因吧。
如果《世界》不在国内发行,贾樟柯赚的钱会更多,他说国内投入了50多个拷贝,票房一共才100多万,将将够洗印拷贝的成本,宣传费都打了水漂。不过贾樟柯很坦然,他说这是一个过程,让国内观众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的影片,也是他的一桩心愿。他又算了一笔账,《世界》的正版碟销了40万张,加上盗版和进影院的人,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因此不能说贾樟柯的电影国内没人看,而是人们的欣赏习惯不同罢了。
随着资金和资源的积累,贾樟柯不再只埋头做自己的电影,他想做一个像法国的MK2的电影公司,不仅拍电影,还引进国外的影片,还有自己的电影院。现在他走出了第一步,成立了一家广告公司和一家影视公司,一套人马,两副行头。广告公司主要接拍商业广告,凭着贾樟柯的品牌效应,联通等大公司都成了他的客户,“每个月至少拍二三条广告,供货量很大。”贾樟柯不无骄傲。影视公司除了经营自己的影片,还开始投资新人的影片。贾樟柯说,目前太多人在拍电影,但是却太滥,10万、20万就要拍,这样就只能是非职业演员,非专业拍摄,很难出好的作品,他起家的《小武》也只有20万投资,可那已是近10年前的事情了,物价在飞涨,此20万早已非彼20万了。曾经为中国摇滚痛心疾首的他不想再为他心爱的电影伤心一次,他要尽他所能帮助那些新人,保证起码的拍摄品质,《赖小子》就是这样的产品,由新人韩杰导演,盖上贾樟柯监制的品质合格章,行销全世界。

章子怡: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她安静地看着前方或是开心地笑,目光永远直指人心。她的形象被评价为“国际的”,是有别于中国人的倔强和进取。一个用形式阐述了抽象概念的明星。在她身上似乎有用不完的原动力。决绝、勇敢、坚定……剧目精彩,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极具参考价值,让所有的人都不会吝惜目光。

我认识的章子怡大大咧咧,语速极
快,说话绝对北京。外表并不起
眼,可当她站在镜头前时,似乎在场的所有人都在瞬间彻底认定:有些人是天生属于镜头的。用李安的话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从第一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亮相柏林电影节开始,围绕在她身边的各种话题就从未消失过。也许很多人不能忍受,如此年轻的一个女子,竟然在全世界的瞩目下,轻而易举地把他们终身追求未果的“成功”揽入怀中。运气、心计、城府……他们用这些词汇形容她的成功,从开始到现在,一个个最有名望的名字在她身上牵扯不断,飞短流长,不绝于耳。可是,她却比谁都清楚,他们尽可以对自己赞赏有加或是不屑一顾,但这些芜杂的声音却丝毫不能阻挡住她不可一世的脚步。在别的同龄人都循规蹈矩为生计奔忙的时候,她却在目标的天梯中步步为营。就像个充满了迷惑的青春,因激情的勃发而冲动、而奔跑的小兽,诱敌下怀却从不恋战,因为她知道最好的永远在下一个路口。
外国人的观念里,中国人就应该是害羞、谦让的。她不是。通常一场戏之前,她会认真地和导演、演员沟通一遍,她会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没有什么含糊的,我章子怡就是这样。”
再看国际上各大红地毯上最风光的人,恐怕谁都会想起章子怡。论外表她自然不是最漂亮的,但是随着她在各种场合频繁出现时的气质及做派让人们看见了一个大气的巨星。
第六十三届金球奖颁奖礼,穿上全球独一无二的Giorgio Armani礼服名艳动人; 2005年MTV音乐大奖身着热裤出席……可以这么说,她在红地毯上的表现是与那些如雷贯耳的一线品牌捆绑在一起的。在她之后,中国演员们才明白了品牌赞助的重要性,要想成为世界级的明星,没有大品牌的支持是行不通的。在这一点上,章子怡绝对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想起她刚出道时的情景。初出茅庐,心高气傲的她向全世界宣告:别人不敢穿的衣服我穿,别人不敢说的话我说。很长时间缺少刺激的媒体与公众被激活了,一方面他们刻薄地讽刺她很大胆,擅长运用各种因素博取出位。另一方面却又津津有味地捧她,关注她,谈论她,使她无须拒绝绯闻和谣言,因为每次绯闻的出现,不仅对她没有任何的杀伤力,反而为她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星途。
“我并不知道为什么围绕在我身上的新闻会那么多,可能……还是中国人的传统所限吧。其实,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我产量不高,一年就拍一两部戏,但我希望每部戏都能有一些新的感受,有所收获……苦?我早就尝试着把那份苦吃下去了,甚至,都根本没有想过要回头。”
“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看到听到令人感动的事情就会流眼泪。可是,很奇怪的是,自己遇到再棘手的状况也不会哭,相信吗?困难的时候太多了,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去解决。”
“我从小在舞蹈学院长大,那儿的竞争非常残酷。流了那么多血和泪,但是最后却只有一个主角。想着想着,心情也会忧郁起来。”
她无疑是被娱乐圈催熟的。在遇到张艺谋之前,她的脸上除了青春和悟性,什么也没有。但那恰恰就是无敌的本钱。在紧接着的李安、王家卫、徐克等一个个大导演的镜头里,她的星途就像喷泉一样冲涌……无数种最炫目的颜色疯狂地交织在一起,遭尽非议却也风光无限。
她似乎注定是风口浪尖的人物,问她其中的因由,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回答:“因为比别人能吃苦,没有想过回头路。”她的语速很快,有着天生的北京胡同女的痞性。或许正因为这种能屈能伸的性格,才决定她能够时刻保持着这种昂扬的斗志。她比谁都清楚这个圈中特有的是是非非,可是既然已经上路,就不再回头。
“其实很多时候我并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但是我却是一个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如果今天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可能我也会说:‘章子怡太幸运了,她凭什么那么成功?’但是我的努力,一切一切的付出,又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她知道旁人根本无须了解,因为她拥有的一切都已是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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